研究主题的缘起

主要发现

对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研究的建议

1、基于国有企业实践新趋势的研究问题

第一，从传统“国有企业”到新“国有企业”的内涵变化。当前大部分实践中所称谓的“国有企业”，在经过公司化改制、股份制改制与上市，已不仅仅局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具体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动态化。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边界并不固定，国有企业可能被私有化，私营企业也可能被国有化。其二是混合化。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再完全为国有资产。尤其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同一企业中不同所有制的共存将更为常态化。其三是间接化。随着当下以“管资本”为特点的国有监管体制的转变，国有资本将更多以间接方式而非直接方式控制其他企业。在这些新趋势下，急需就如何划定国有企业作出新定义。本文认为确定哪些是国有企业，本质的判断标准在于国有资本是否对该企业具有控制权。但是由于出现了以上的新趋势，以控制权为依据定义出的“国有企业”与过往文献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有所区别的，需要从事国有企业研究的学者认真考虑国有企业起源、国有资本占比和政府控制力等方面实际存在的异质性，基于真正所感兴趣的那部分“国有企业”，审慎地划定研究对象与应用相关理论。并且，从传统“国有企业”到新“国有企业”的内涵变化，也带来了新的研究问题，如相较于那些天生的、传统意义层面的“国有企业”，那些后天形成的“国有企业”具有什么新的特征，是否还会带有传统国有企业的体制弊病或产生新的管理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并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从“本土竞争”到“全球竞争”的格局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机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大量投资。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再只参与本土市场竞争，而是以国际贸易、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多种形式，更深层次、更全面地融入到全球竞争中。随之而来，如何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国有骨干企业是重要的研究命题。研究重点包括，如何有效调和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时的定位。一方面，植根于后发国家，中国的国有企业发挥着引领产业发展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功能，在经营时往往需要承担国家经济追赶的任务以及社会、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场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需要对商业目标和非商业目标进行有效区分，避免违反“竞争中性原则”或引发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的审查障碍。在当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急需用科学规范、全球通行的方式，来辨识国有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竞争优势的来源。国有企业如何通过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深化国企内部的体制机制转变，并最终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国有企业管理的研究学者们有必要打开“以开放促改革”进程中的“黑箱”，辨明其中的机制以及产生促进或者阻碍作用的关键因素。

第三，从“技术创新”到多维度“企业创新”的成长路径变化。“企业创新”已成为了当前国有企业管理研究的新兴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企业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技术研发创新，还包括了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国际化、战略转型、商业模式创新等多种创新形式。从本质上看，当前的国有企业管理研究主要试图解决的是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而非过去的效率问题。具体包括三个层次的研究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需要进一步探索阻碍国有企业创新、使其缺乏创新活力的根源，以及国有企业这种所有制与创新低效之间是否一种必然的联系，进而研究其改进路径。其次，在我国国有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下，学者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从制度环境建设、政府政策引导、企业体制机制、创新活动管理等多层次、多角度来设计改革策略，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最后，从全球普适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角度来看，需要进一步识别出激发中国国有企业活力的改革经验中具有普适意义的部分，以及基于中国实践所做的创新性改革部分，这对于进一步修正并创新国有企业管理理论，提升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2、国有企业管理研究理论创新的方向

第一，理论创新对于国有企业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们认为，除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需要基于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归纳或论证，进而实现国有企业理论创新，这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研究及国有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研究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于其能够为以西方实践发展起来的主流管理学理论提供新颖的研究情境，完善学者们对于管理学理论的理解，实现对全球管理学的理论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在处于深化国企改革重要攻坚期与中国国有企业越发融入全球化竞争的现实下，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有待解决，依然还存在着各类争论，需要学者们以理论为高度，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范式，贡献出既能创新性地回应中国国有企业问题，又能被世界范围内理解与接受的研究成果。

第二，普适化理论与情境化因素的融合。诚如中国管理学研究长期存在的定位争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学研究也同样面临着在理论创新方式上普适性与本土化之间的两难。完全立足于中国实践的本土化研究，只能挖掘出适用于中国的管理理论。然而，如果单纯依赖于西方理论，虽然可以帮助学者简化分析过程，但是在本土适用性上存在疑问，进而研究的结果也可能存在偏差。举例而言，一些大样本的实证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相比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更为低效，并试图用代理理论或产权理论等西方理论进行解释分析。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多是从企业的经济绩效来进行判别，而没有涵盖国有企业的政治和社会绩效。然而，这些恰恰是国有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部分。因此，要挖掘国有企业管理应有的理论价值，不应局限于中国实践去发展“适用于中国的管理理论”，或是单纯照搬普适化理论，而是应该“通过在普适化理论和中国情境之间进行反复的相互验证，将中国的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的理论进行有机融合”。

第三，区别“国有企业”情境因素和“中国国有企业”情境因素。中国国有企业的情境相比于以西方私有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发展起来的西方管理学研究是具有许多独特之处的。首先，其特殊之处来源于国有企业这类所有权形式带来的特殊性，对代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主流理论存在修正。其次，即便相较于其他国家国有企业，扎根于中国制度情境下的中国国有企业也因历时四十年独特的改革历程、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关键性与规模性、对国计民生的重要影响力而形成了特殊的企业运行规律，是进一步提炼出我国国有企业情境因素的重要源泉。通过区别出国有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两个层面的情境化因素，有利于识别出哪些国有企业的独特规律，哪些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规律。

第四，构建“国有企业理论”与探索中国企业管理学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所有制形式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并非中国所独有，但当前却尚未从西方管理理论体系中孕育出完整的国有企业理论。其原因与国有企业在他国的经济占比较小、力量较弱有关。从一定角度上来看，对全球普适性的、国有企业的理论探索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研究者的重要理论创新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比对中国国有企业相较于一般国有企业的情境化因素，和比对西方情境下发展起来的普适化理论，有机会进一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3、对研究方式的建议

第一，建立广泛的学术合作。目前，专注于国有企业管理研究的学者主要来源于两类机构，一类是高校及高校下属的科研院所，另一类是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他们对于国有企业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来自高校的学者对于西方的企业理论比较熟悉，擅长使用现代管理学概念和理论来分析国有属性对于企业的影响。而来自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的学者则对政策及制度等本土化因素十分敏感，他们对于中国情境的认识更加深刻，专注于从国有企业改革及政策层面来研究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践及演进。虽然这两类学者的关注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将企业层面与宏观政策层面的因素进行结合，可以产生互补效应，有利于提升研究深度，拓宽研究广度。来自高校的学者提供前沿的学术论点，来自政府研究机构的学者确保研究的本土有效性，最终保证了研究的质量。因此，在未来的国有企业管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跨机构的学术合作，特别是高校和政府下属研究机构的合作，这不仅能够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且学术研究的成果也能够较好地应用于政策及制度设计。

第二，案例分析结果与大样本实证结果的交叉比对。即使同为基于国有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采用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研究往往有着不同发现。例如，从大样本来看，国有企业存在创新低效的问题，但是却有案例研究发现部分国企存在高效创新的现象。其原因可能在于案例研究是总体中一个“观察值”。我们认为这样的“案例”是具有价值的，通过案例研究，可以对某一特定现象进行深入描述和剖析，从而全面地回答这些优秀国企是如何成功和为什么成功，进而为其他国有企业提供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提升的直接启示。尤其是对案例进行纵向研究，有利于捕捉国有企业在长期改革进程中的动态变化与内在机制，可以细致了解在大样本实证研究中所忽略或无法深入探究的一面。并且，如何将这些优秀的国有企业经验复制到其他国有企业，实现“全局优秀”，是需要通过深入比对案例分析与大样本实证来进一步探索与验证的。

第三，基于跨国样本的实证研究。由于中国企业样本的可获得性，国内学者有关国有企业管理的研究仍然是基于中国样本。然而，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全世界也广泛存在，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从中国样本的研究扩展到跨国家样本的实证研究，有利于辨明哪些是一般国有企业相较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独特规律，哪些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征，从而能够完善国有企业理论以及中国管理理论，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