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更快、更好地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智能高铁，还需和其他高科技企业加强合作。”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副总经理邢毅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申报第四批混改试点，也已经入选了国企改革“双百企业”。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是央企中国通号的二级子公司，这家企业为中国超过90%的高铁线路提供核心控制装备，并参与了肯尼亚蒙内铁路、印尼雅万高铁和欧洲匈塞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生力军。

    邢毅表示，打算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来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是为了把外部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联合起来，快速地将一些成熟的技术应用于高铁；二是为了补短板，“我们的通信信号在全球很强，但电力和电气化板块比较弱，通过混改，把短板补上来，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国投生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也正在申报第四批混改试点，它是国投集团为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统筹国投集团生物能源业务的科研管理、投资经营管理。这样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年轻央企子公司，有着提升规模和行业话语权、减轻经营压力的迫切需求，也因包袱相对较小、阻力不大而拥有着更好的改革条件。

    早改革，早受益。国投生物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混改首先是为了做大做强主业，提升规模和影响力。通过混改，推动国有资本与各类社会资本的有效融合、相互促进，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形成一定规模，提升行业话语权，突出专业化管理能力，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混改也是扩大资本金来源、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路径。

    上述负责人表示，通过实施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将充分发挥各类资本优势互补作用，为国投生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另一方面，有利于国投生物扩充资本金来源，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做好资金平衡，也符合国家对中央企业降杠杆、减负债的有关要求。

    隶属于中国电科集团的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本身就是一家混改企业。现在，海康威视申报第四批混改试点，意图是在混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发展机制、管理机制、分享机制，使以有效激励为核心的体制机制创新真正到位。

    2001年11月，中国电科第52研究所下属的浙江海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自然人龚虹嘉分别出资255万元、245万元，以国有股比51%、自然人股比49%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成立了海康威视。与此同时，52所的28位员工也放下了事业单位的“铁饭碗”，加入到新公司中。

    2007年，龚虹嘉将所持有的16%股权转让给海康威视当时的管理层及核心团队，实现了员工持股。2015年9月，海康威视《核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管理办法(草案)》获得国资委批复，成为促进海康威视新业务创新发展的重要长效激励作方式。

    在海康威视互联网视频（萤石）、汽车电子、海康机器人及其他创新业务上，公司和员工以6:4的股权比例共创子公司，使一大批核心员工和技术骨干成为与公司创新业务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事业合伙人”。

    而且，在此前的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海康威视连续实施三期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激励的对象更倾向于基层骨干员工，激励范围覆盖了员工4654人次，受激励员工分别占上一年公司员工人数的9%、12%和19%。

如今，海康威视已发展成为全球安防行业龙头，连续七年蝉联IHS全球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第1位。

    国有企业以混改为契机，将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而宝钢气体的混改，就是国有资本战略性的“退”。

宝钢气体由中国宝武下属宝钢金属有限公司100%全资发起成立。据了解，气体业务虽仍有一定的成长空间，但面对激烈竞争，宝钢气体需在未来三年计划投资超过120亿元。作为中国宝武的非核心业务，无法获得来自集团内部有力的资源投入和配置，产业发展需要引入有实力的投资者。

2018年8月，宝钢金属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外公开转让宝钢气体51%控股权。

    去年11月举行的国资委混改通气会上，宝钢金属总经理助理、宝钢气体董事李长春表示，这是以资本最大增值为目标实施出让控股权的混改，充分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以企业价值和股东回报最大化为原则，成功实践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中资本“融投管退”全流程业务运作，为中国宝武后续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有益经验。

作为一项重大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以及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

对央企和地方国企而言，并不是想混改就能混改。央企集团层面的混改需由国资委审批，央企子企业的混改需集团审批并报国资委备案，地方国企混改则需要地方政府审批。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化集团有这个愿望。但是，中化集团能不能做集团层面的混改是由国资委决定审批的。客观上看，集团层面的混改在技术层面比较容易解决，更重要的是政策层面的。

    邢毅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员工持股试点的数量更少，政策文件的要求是严控范围强化监督、防止一哄而上。审批的过程比较漫长，比如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是去年9月份报批，目前能否被纳入试点还没有获得明确批文。

一位国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国资委的一场双百企业交流座谈会上，多家企业提出了推行员工持股的愿望，希望上级能简化流程减少审批。在场的国资委领导回应称，员工持股原则上是国资委来批，如果特别急迫，可以由集团来批，但是由集团党委承担责任。

对于这种审批制，一直存在多种声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曾直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对这种方向明确的改革，没有必要搞试点，没有必要审批后再改革，不要把改革搞成审批制。”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发改委、国资委都在抓混改，可在操作方面政策与运行机制不足。混改是政府部门主导，企业是执行主体而不是改革的决策主体，改革的措施都需要上级审批，所以推动混改，应该让企业掌握主动权和决策权。

    在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灵丹妙药，并不是股权上实现了混改就可以坐享其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经明确，但是关键在于细则，成败也在于细节，因此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方法要稳妥、节奏要有序。

在员工持股方面，实操层面的难题也不少。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曾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国企员工持股是一场“小心翼翼的改革”，对国企员工持股划定了多条“硬杠杠”，试点范围也较小。

此外，“骨干持股”中的骨干员工如何界定、股权激励如何与现有的绩效考核体系结合、如何与员工的行政级别晋升体制相协调等，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