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半年中国经济还将惯性下滑，随着主动去库存周期结束、产能新周期和货币财政政策效应显现，年中经济将触底，下半年企稳，全年前低后稳，经济失速风险缓解。

经济有自身运行规律，关注世界经济、金融、库存、产能、房地产、政治等六大周期。

2、年初M2和社融增速触底回升，政策底（2018年3季度）、市场底（2019年1季度）、经济底（2019年中）将先后出现。

3、货币宽松和周期轮动，债市、股市、房市、商品将先后转好。

4、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

5、中国“增速换挡”步入“经济L型” 触底期，有三次触底，第一次是2016年初，第二次是2019年中。

6、当前三大挑战：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内外形势复杂严峻，金融风险大面积暴露，资本市场十分低迷。

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2019年中经济二次探底”“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我们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市场一片“卖房炒股”声中，冷静提出“海拔已高风大慢走”“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让决策更加正确。这个世界没有水晶球，但是少数人确实通过努力拥有了洞悉事物规律和人性本质的能力，从而与众不同。

2019，“否极泰来”。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一切都在周期框架里。

宏观经济形势最标准的分析框架是趋势与波动，即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周期波动。

周期之轮：否极泰来

2018年的经济困难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主动去库存周期、金融去杠杆周期、房地产调控周期和中美贸易战等叠加的结果。

经济有自身运行规律，就是周期，均值回归。

2017年3季度-2019年上半年处于库存周期的主动去库存阶段，预计持续至2019年中，对经济拖累缓解，是经济触底的重要原因。本轮库存周期运行：第一阶段是2016Q1-2016Q2，被动补库存；第二阶段是2016Q3-2017Q2，量价齐升，繁荣，主动补库存；第三阶段是2017Q3-2018Q3，量跌价滞，滞胀，被动去库存；第四阶段是2018Q4-2019Q2，量价齐跌，衰退，主动去库存。从2019年3季度，开启新一轮库存周期。

经过2010-2015年单边下滑，2016-2018年中国产能周期触底，站在产能新周期的起点上：市场自发去产能叠加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查，产能出清充分，传统行业产能投资持续大幅下滑甚至负增长；规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回升至76.5%；资产负债率从58%降至56.8%。

房地产调控周期后期：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调控不再加码。

金融去杠杆周期：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金融周期的下半场，防化重大金融风险具有特殊意义。

政策底（2018年3季度）、市场底（2019年1季度）、经济底（2019年中）将先后出现：2018年11月M2降至历史低位，2019年初M2和社融增速触底回升，宽货币宽信用政策开始见效，但预计回升幅度不大，不会大水漫灌。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触底回升，但幅度不大，主因是货币宽松、财政积极和去库存结束。

 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

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

建议：

1、建议2019年降准4次。目前中国大型、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准率依然高达13.5%和11.5%，降准空间大。

2、利率市场化下，建议更多地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广谱利率下降。

3、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建议金融监管政策从“一刀切”到结构性宽信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债、地方基建、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激活股票市场等。

4、建议财政政策更积极，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基建，减税优于基建。

作者在2010年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独立提出“新5%比旧8%好”，2015年下半年提出“经济L型”，这三大判断一脉相承，均在宏观经济领域引发了广泛争论，但随后均被事实所验证。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已经从快速下滑期步入缓慢触底期，未来“经济L型”将会有三次触底，第一次触底是2016年初，第二次触底大约在2019年中，在库存周期的波动中完成。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实现“增速换挡”，构筑新的高质量中速增长平台，取决于能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潜力，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00美元，不到美国的1/6，发展潜力巨大；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59.6%，发达经济体大部分超过80%；中国14亿人，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3.2亿人，日本1.3亿人，德国8000万人，全球77亿人；中国GDP增速6%以上，是美国的3倍；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中美独角兽企业占全球70%；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

1、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近年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国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国际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中美贸易战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我们鲜明地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过去传统的国际经济大循环难以持续，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式终结，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在外需面临重大调整的背景下，这需要中国重新调整外需内需、投资消费和产业结构，并涉及到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户籍制度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等一系列触及灵魂的变革。

 2、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

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早已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比2017年减少200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总和生育率降至1.52，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1.9%，之后快速上升，预计到2050年达约30%；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

面对“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我们建议当前亟需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使中期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左右。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最大的改革是开放，通过开放实现国企、民企、外企等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中国从来都不怕开放，怕的是不开放。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未来应以六大改革未突破口，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1、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2、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

3、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建立中美自贸区，调动外资积极性；

4、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5、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加强法治监管，鼓励并购重组，推动以信息披露、严惩重罚、退市制度等为核心的注册制，调动新经济和PEVC风投的积极性；

6、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健。尽快改变过去“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思路，确立以大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战略，要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