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向阳

编辑 | Jenny

演讲提纲

1，为什么由我来讲这个主题？

2，我们从英美所学到的经验和教训，及其转型的必要性

3，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相似性

4，中国与德日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

5，德日的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重点谈价值观和人才观等十个方面

6，针对中国管理学者而言，应当提倡管理学研究的三个转向

7，结束语

5，德日的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可学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和人才观。“价值观指导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包括企业与金融系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企业与员工等），人才观指导教育体系和财富分配。德日相较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国民教育平等，普遍素质高，还有教育为企业服务”（程颖，个人微信交流，2019,8,30）。

我简明扼要地提出十条值得学习的经验。尤其是,作为一个管理学者，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过于跨界到经济学家的传统领域去，所以，我关注的焦点是企业管理中可以借鉴的经验。同时，我也深刻地意识到，每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是一个相互耦合和交织在一起的体系，它们相互作用，有系统内的自恰性。因为德国和日本在幅员、体量、近乎单一民族等方面与中国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我们无法简单地复制其中任何一条，而放弃其他支撑性的、关联性的制度和文化。全盘复制绝无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一：商业伦理。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过去170年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生长出一套扎根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又融合了现代性的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是一个大杂烩，一个大拼盘，没有社会共识，只有投机取巧和各取所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的混乱和道德沦丧。而在商业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高水准的商业伦理的严重缺位。相反，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后发国家，在极力追赶英美发达国家的时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有了自己的传统性，这两个国家是在传统性和现代性得分都很高的国家（请参考World Value Survey），这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以日本为例。从铃木正三（1579年，世俗的生活=佛道修行）、西川如见（1685年，商人经营理念的体系化）、石田梅岩（1744年，鼓励正当的商业活动和利润），再到二宫尊德（1787-1856，利用报德思想指导了农村复兴政策的农政家和思想家），涩泽荣一（1840年-1931年，“道德经济合一论”，参与了约500家公司的创立和经营）、再到今天被当作圣人一样崇拜的稻盛和夫（工作禅、“敬天爱人”等）。为什么在日本，算盘和《论语》可以结合在一起？为什么道德和经济可以合一，义利可以合一？而这个问题，仍然严重地困扰着今天的中国公司。

第二：在公司治理上，不同于英美企业，过度强调Shareholder，股东利益至上，德国和日本的企业从100多年以前，就特别强调Stakeholder，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两百多年前的日本近川商人很早就提出了“三相好”（同时满足客户、企业和社区的利益），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到底，其商业伦理影响了当今的日本企业。曾经有人研究了日本永续经营的一些优秀中小企业，发现这些公司强调经营就是为了“对五个人的使命与责任”，其中的优先顺序是，1）要使员工和员工的家人幸福（还有员工的家人！）；2）要使外包、下游厂商的员工幸福（不以大欺小！）；3）要使顾客幸福；4）要使地方社会幸福、繁荣；5）自然造就股东幸福（这是结果，而非目的）（《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坂本光司，2010）。请特别注意这五个利益相关者的优先顺序。Priority really matters!

第三：基于以上的价值观，在具体的公司内部的治理上，德日两国基本上采用了劳资共制（共治）的方式。日本经济鼎盛时期的一个研究表明，日本企业具有非常典型的“劳动者管理型的企业”（《日本现代企业制度》，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1995）。日本工会紧密地参与公司的运营，为改进业绩献计献策，很少作为完全的对立面出现。德国工会在1978年前后，曾经对工资增长提出过过高的要求，导致劳资关系紧张，资方尽量采用机器代替人力，所以，后来他们变聪明了，采取了与企业股东和经理层协商的方式，既保证了工人工资的持续温和增长，也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德国模式为什么看起来更成功》，杜瓦尔，2016）。在德国，罢工是严格受到法律限制的。最近大家看到纪录片《美国工厂》里的美国汽车工会联合会UAW与福耀玻璃美国公司之间的对抗，在德国和日本基本上不存在的。其次，德国和日本的银行经常持有本国公司的相当的股份，也就是所谓的主银行制。长期以来，银行一直作为独立的力量，活跃在公司的监事会。学术研究通常形容德国是一个“对投资者保护不力……股票市场极其有限，几乎没有收购、接管，银行部门对于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均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国家（Alexander Dyck,2005,P.278）

第四：选择高端制造业作为战略性产业，不轻易为潮流所动（例如，服务业和金融资产泡沫化）。

1990年前后，当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德统一的时候，佛朗西斯·福山发出了“历史的终结”的断言。事实上，这不是历史的终结，这恰恰是美国走下神坛的开始。英美两国，被科技巨头和金融寡头所绑架，为了获得更高垄断利润，根本不考虑本国工人阶层的利益，把制造业外包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本国产业的空心化、过度依赖服务业和金融业，导致失业率高企、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也就造成了今天中美贸易战的根源。

不同于英美，德国和日本充分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优势，把部分低端产业外包到中国和印度等，果断地放弃了大众市场，例如，甩卖了NEC电脑给LENOVO，把SHARP液晶工厂卖给富士康等，进军高端制造业。他们与产业级的B2B客户近距离亲密接触，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充分发挥小规模定制化生产的灵活优势，成为产业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2019年8月开始的日韩贸易战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窥见日本企业所掌握的技术诀窍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相反，中国制造绝大部分仍然处于工业2.0阶段，亟需转型升级，提升品牌和质量，让自己变成无法替代的一环。

第五：德日两国企业的企业战略和经营目标显著地不同于英美企业和中国企业。

相比美国和中国，近些年来，曾经名满天下的德国和日本大公司的数量在缩水，不占任何优势。2019年7月发布的《财富》500强中，美国上榜企业121家，中国129家（其中包括中国香港10家），日本52家，德国29家。那么，德国和日本强盛到底秘密何在呢？答案是，更多的是在与众不同的中小企业。

赫尔曼·西蒙，二十年前最早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隐形冠军》，西蒙，2000年）。根据他的统计（2017年），全世界有隐形冠军企业2300多家，其中德国有1307家，美国有366家，日本有220家，中国只有78家左右。隐形冠军，不求做大做强，更专注于做深，成为每个细分市场领域的第一。这些企业大多数持续经营超过两三代人。他们拥有宏大的目标、保持专注、采用全球化的策略、勇于创新、亲近客户、通过创造价值，而非价格战，长期保持竞争优势、拥有高效的员工和强有力的领导、进入要求非常苛刻的细分市场等。

而日本更是长寿企业的大国，是永续经营的典范。据统计，持续经营超过100年的企业数量，日本有25321家，美国有11735家，德国有7632家。而持续经营超过200年的企业数量，日本有3937家，德国有1850家；超过3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1937家，超过5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147家，超过10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21家（《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长寿基因》，后藤俊夫，2016）。中国的百年老店有多少家呢？国家认定的老字号大约1500家左右。200年以上的企业呢？严格意义上持续经营的企业几乎没有，更多的是故事。日本经营学者后藤俊夫研究发现，日本长寿企业的基因主要包括：立足于长期视野的企业经营理念；重视持续的成长；不断构筑和强化自身优势；长期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确保安全，量力经营；让下一代传承下去的强烈意愿；大多数处于一些特殊的行业（例如，酿酒、食品、旅馆、酒店、传统手工业等）。特别是，这些长寿企业站在“企业乃社会公器”的立场上，对于自己有恩的利益相关者及社会进行持续报恩，不好高骛远，踏实地从事与企业能力相符的经营活动，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愚直精神”。

反观中国企业，初创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美国大概是7年，日本则超过12年。浮躁的心态，缺乏工匠精神和聚焦主业的战略，是中国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

第六：独具特色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日本财团和德国商会在企业国际化方面扮演联合舰队的作用。

英美国家强调企业间的自由竞争，鼓励机会平等，尤其是市场准入的机会均等，而日本政府和社会更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盟，他们很少实际实施《反垄断法》。因此，日本大公司之间，大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经常相互交叉持股，互派董事，再加上主银行制，所以形成了所谓的“系列”（Keiretsu）集团。这种无形的制度设计保证了相关产业链中的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利于保持长期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结果当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关系研究》，孙川，2006）。美国学者劳伦兹（Robert Lawrence）曾经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是效率还是排他，日本企业集团的输入行为”，认为这种“系列集团”对于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形成某种强大的竞争壁垒，应该予以取缔。这篇文章曾经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论。事实上，这完全是基于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国际商务规则设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陈春花老师最近两年特别强调“共生”这个概念，而真正的企业间的共生在德国和日本最容易看到。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程度还是很低。如果采用严格的标准，也就是一个公司在任何大陆的销售额不能超过总销售额的25%来划分，只有华为称得上中国唯一的国际化公司，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和德国企业开始国际化的时候，他们借助日本财团和商社，以及德国商会遍布全世界的网络，采用联合舰队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这种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学习。日本最大的六大财团（例如、三菱、三井、野村等）下属的商社，遍布全世界各地，是日本企业国际化的排头兵，他们一般领先其他企业一步，通过贸易的形式接触海外市场，长期扎根当地，收集当地的社会政经信息等，分享给接踵而至的其他企业，同时代表日本企业向当地政府反映自己的诉求。这些财团和商社的领导人，每个月都会聚餐开会，沟通情报。德国商会虽然不如日本商社那么无孔不入，但是，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而中国企业走出的过程中，不仅仅单打独斗，而且经常相互拆台，争夺项目，给了他人各个击破的可能（《静说日本》，徐静波，2019，07）。

第七：就金融体系而言，德日非常不同于英美，这对于企业的经营影响很大。

相对于德国的经济实力而言，他们的金融体系要保守和小很多。虽然在泡沫经济时期，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的市值完全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是，金融证券市场在德国和日本，总体上远不如英美发达，而且也不是他们发展的重点。

经济学者许涛（2018）在《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一书中区分了两种金融形态，他发现市场导向的金融（典型代表是风险投资、投资银行、股票市场等，美国是典型代表）明显有助于颠覆式创新，而银行导向的金融（以各种信贷银行等为主体，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更有助于持续性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各种追赶型的发展中表现优良，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力所不逮的金融原因。

令我最困惑的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模式，能把市场导向型金融和银行导向型金融结合在同一个经济体内，而且运转自如？悖论整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看看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房地产价格不断高企、P2P暴雷不断和“双创”大跃进情况下，赚快钱的欲望总是战胜做实业的耐心。我们很多学者和企业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华尔街式金融的危害，不少企业家把“上市是企业的成人礼”作为信条（《创业三十六条军规》，孙陶然，2011），完全没有设想过，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企业，特别是很多的德日家族企业，坚定地拒绝上市，拒绝被外部资本控制。华为的成功，第一次在中国彰显了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需要沉下心来远离风险投资的诱惑，借助银行的债务融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式发展。即使面对VC，我们也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行为模式，“缓慢而忠诚”或许应该成为新的规范（郝玺龙，海量大数据公司CEO，微信朋友圈，2019，08）。我甚至极端地认为，如果股市每周只交易一天，公司只发布年报等，或许能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股市，让股市真正服务于实业的发展。在中国不断对外开放金融体系，大力发挥股市在对科技企业融资方面（例如，创业板和科创板），我们的步子不易迈得过快，不要迷信英美的金融模式。

第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采用不同模式，既要鼓励始创新、也要鼓励流创新，加快技术转换的步伐。

在德国的马普研究所和莱布尼茨学会里，一群诺贝尔奖获得者（水准）的科学家带领团队做基础研究，试图发现未知的规律，他们活跃在科研的最前沿。而在欧洲最大的应用科技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里面，数量众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中小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开发面向应用的研究，加快知识和技术转换的速度。

甚至，企业并非一定要采用高密度的资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而采用非高密度投入进行的中低技术的持续创新，也能给企业带来的显著的绩效。索姆和柯娜尔（《德国制造业创新之谜》，2016）发现，在德国，有相当数量的并没有大量科研投入的低技术、非研发企业，相当于中国的传统企业，他们所产生的产值竟然占有总工业增加值将近42%的份额。他们经常采用一种混合创新的模式，也就是对可用技术和现有知识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进，尤其是通过把这些技术和知识与高技术组件结合，而最终得到的创新。这种情况，在日本企业里，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精益制造和现场改进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特殊知识，更多的是以商业秘密和诀窍的形式存在，需要丰富的现场经验，而非高深的理论知识。他们把这种创新叫做黑手创新（Dirty hands Innovation）。

反观中国的科技创新，科研机构和企业技术需求绝大多数完全就是两张皮，科研院所关起门来，围着基金、论文和职称转，所谓的科技成果转化三十多年来，被证明完全就是走不通的一条路。周路明先生，前深圳科技局副局长，前科协主席，在《中国创新的“深圳功夫”是如何炼成》的一文中，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反思，“30年前，为了解决所谓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国家启动了科研机构改革的工程，但基本没有触及科研系统的根本性问题。当时的科研系统因为缺钱还能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存有几分敬畏之心，时至今日，中国科研系统在资源配置、科技评价、政策制定方面比30年前拥有了更大话语权，因而也变得更加傲慢。我们的科研系统从观念上、方法上到职业操守上都没有准备好成为中国产业核心技术的供给者”（2019年9，隆中对策智库，微信文章）。

事实上，中国最缺乏的恰好是弗劳恩霍夫这种应用科研机构，以平台的形式弥补中小企业研发能力的短板。我们应该把中科院和部分高校的老师分流出去，把他们从课题和论文中解放出来，组成一个面向应用的技术开发平台。而剩下来的人，用最优越的薪酬待遇让着他们，让他们朝着诺贝尔奖的高峰，心无旁骛地攀登。

第九：人力资源管理。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系，学徒制；日本的终身雇佣+能力绩效主义；“一家主义”，主人翁精神等。

提起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我们经常会想起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事实上，日本式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但是，基本精神仍然保存。以前的正式且终身雇佣，现在已经变成了有能力者终身雇佣和用人形式多样化。以前的金字塔形组织，通过既定流程，由事业部下达命令，现在已经变成了具有通融性的团队运营方式，追求长期稳定的利益（《战后日本经济的成败启示》，石原享一，2019）。

类似的，因为德国各个区域发展相当均衡，所以，德国中小企业广泛分布在各个中小城市、乡村、甚至更加偏僻的山谷和森林里，雇主和员工之间关系亲密，高度信任，经常出现两三代人服务于同一个企业，终身雇佣虽然不是明文规定，但是也非常常见。所以，不同于美国和中国的高流动性，长期雇佣是德日用人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谈到德国工业体系的强大的秘密，人们经常归因于德国独一无二的双元制教育体制和学徒制。与美国和中国一样，在德国，从事制造业的普通工人一般也从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大专，但是，德国工人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优势：受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而美国或者中国的工人，要么突然辍学，要么干脆结束教育，不再延续高中以上的学业。与此相反，德国工人从小就开始受训掌握有价值的技能。德国的文科中学培养准备进入大学的学生，而实科中学培养要参加技术工作的学生。德国约有342类受认可的学徒职业（或称工种），提供技术和社会领域的公司内部培训和课堂教学。学徒培训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在这段时间里，学徒做的是全职工作。每个学徒必须获得实习培训和实践经验，从中学习高度针对性的特殊技能。特别是，地方职业学校往往与地方产业建立亲密关系，从而相辅相成、互助互利。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和西班牙，对德国的双元教育体制和学徒制非常羡慕，正在模仿学习，但是，绝大多数只知皮毛，很难成建制地模仿整个体系。中国目前正在把将近700所三本或者专科学校全面转型为职业培训，培养高技能人才，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最近一次默克尔访华时，李克强总理关于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的谈话）。但是在这个过程，最大的挑战主要在于改变人们对于体力劳动的传统负面观念、对于上大学和望子成龙等不切实际的期望、真正建立学校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克服包括快递业在内的冲击，因为快递业不用经过多少训练就可以直接上手，而且赚钱还挺多。而培养可以从事复杂技术的工作技能，则需要相对漫长的投资。

第十：收入分配真得很重要！缩小贫富分化差距，建立一个公平社会

多年来，德鲁克经常批评美国CEO薪酬过高的问题，认为CEO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理想的差距应该在20倍左右。可是，批评了很多年，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已经成为了美式资本主义的痼疾。根据统计，美国CEO与普通员工的工资之间收入平均相差300倍。2000年时，甚至曾经最高达400倍左右。相反，日本从1945年到1980年之间，两者之间差距仅仅3倍左右。即使经过泡沫经济之后，能力主义和绩效主义在日本抬头，现在的差距最多也就是25倍左右。类似的，德国的CEO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远远低于美国（但是显著地高于日本），达到50倍到100倍之间。例如，2016年，大众汽车公司的CEO的年薪是普通员工的52倍。

除了收入分配以外，人们还在意其他类型的收益，比如权力和声望等。长年任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经济专家竹内宏，用如下的公式定义日本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制衡关系：“（权力）+（收入）+（声誉）=恒定值”

对此，石原享一（2019）做了如下说明：“在日本，大臣和官员虽然手握大权，但是，公务员的身份使他们的薪金远不及财经界人士，声誉也不算太高。财经界人士收入丰厚但无政治实权，也不太受世人尊敬。学界和媒体与权力、厚禄无缘，但拥有较高的社会信赖度。不让权力、财富、声誉同时集中至某一极，正是日式资本主义获得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反观中国社会则是“赢者通吃”的天下，马太效应尤其严重。官员通过权力所获得隐形收入远远大于自己的薪水，再加上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官本位”的观念，当官的声誉也远远大于其他职业。而在过去四十年里，曾经在 “士农工商”中排名最后的“商”，一跃成为第二名，成为社会改革的中间力量，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官员，在财产性收入上更是凌驾其他任何社会职业。而传统意义上的“士”或者知识分子被急剧边缘化。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悲哀。

6，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三个转向

为了配合“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中国管理学界必须做好三个转向。现在简单予以提及，因为这些方面的学术讨论已经很多了。

第一，我们需要从以论文和课题为导向，转向现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需要更加注重针对具体行业或者某种特定类型企业的深入研究。举例，写出《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的坂本光司，曾经走访过6000多家中小企业。我们有多少人敢说自己走访过60家企业？

第二，我们需要从以数量经济学和心理学为主的研究范式，更多地转向到以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为典范的研究范式。中美贸易战，本质上不是一个贸易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科技战略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

第三，我们需要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范式，转向强调国家文化和制度特点，以诠释学和批判理论导向的研究。唯有此，我们才能复活“士”在道德良知上的角色功能，提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7，结束语

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时，当中美贸易战的炮火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英美模式的局限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长久固化了的参照系从英美转向德日，想象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发展模式，一种本来就与中国更加契合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企业绕不过去的必由之路。

1983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提出中国企业改革的十六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融合了现代性的管理之道，例如，华为、阿里巴巴等。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更深入地学习德日模式的优点，才能在未来与世界同行，甚至引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