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健康危机、一场经济危机和一场流动性危机。因此,许多经济体面临的,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规模的衰退,而不是2009年那样的大衰退。
大萧条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富裕国家政府通过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和英国的《反常进口法案》(Abnormal Importations Act)等措施,引发全球保护主义,导致贸易和资本流动大幅放缓。事实上,这种“各国为己”的政策总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过去20年的每一次重大全球危机,都是中国加强外交关系的机会。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都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在每一个案例中,中国都成功地扭转了局势——首先是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通过在反恐项目上的合作,然后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帮助刺激全球需求,稳定金融市场。
同样,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中国通过购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券,加强了与欧洲的联系。它还增加了从欧洲的进口,增加了在欧洲的投资。
通过帮助领导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中国可以将其对美国的防御和被动姿态转变为更开放、更主动的姿态。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既清楚面临的挑战,也清楚面临的机遇。
首先,美国生产医院所需的棉签、呼吸机、口罩和防护装备的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应主动提供供应品和设备,并分享其关于新冠病毒的数据和临床经验。此外,中国应保证其医疗供应链的持续运转,并抵制任何诱惑——不像少数人建议的那样,切断向美国出口药品和维生素等基本物资。
其次,中国可以成为全球需求的支柱和关键供应的来源,因为随着中国准备解除封锁,中国企业现在正在恢复生机。通过稳定全球供应链,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帮助维持商品的流动,中国可以悄悄地驳斥已经开始形成的“脱钩论”。
在新冠病毒威胁到近期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完成之际,这些努力尤为重要。尽管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2020年购买价值128亿美元的美国服务,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旅游业。
此外,某些商品的需求将无法从中国得到满足,而其他一些商品将无法在美国生产,从而导致短缺。因此,新冠病毒大流行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好理由,来推迟进一步的关税上调,并给彼此一些喘息的空间。
第三,中国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这些国家通常在全球经济衰退时陷入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缺乏成为主要贷款机构或流动性提供者的资源,而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大多提供互换安排。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在葡萄牙、阿根廷和埃及的金融危机期间提供了一揽子救助计划,并承担了信贷风险。
最后,随着中国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恢复与美国的关系,两国的私企也在共同努力。美中两国的医疗公司正在合作生产和销售新冠病毒的检测试剂盒。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将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合作(其中包括著名医学专家钟南山),开展一个为期5年、价值1.15亿美元的冠状病毒研究项目。
在传播有关新冠病毒危机的信息时,速度、透明度、准确性和科学可靠性是至关重要的。疫情的大流行不是吹捧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或方法优越性的时候,更不是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时候。中国应该通过帮助其他国家来赢得信任,这不是出于战略利益,而是出于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