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先于理论，同时又正是理论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经验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经验先于理论，所以做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呈现经验本身的逻辑，而不能用理论去切割经验。要遵循经验自身的逻辑。同时，离开了理论，经验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很难呈现出来。不同的理论可以看到经验的不同侧面，所以，要允许不同理论对同样经验的不同理解，正是不同理论对同样经验进行解释的竞争，可以检验理论，提升理论。没有绝对好的理论，却有是否适合对经验对象进行最有效解释的理论。一个好的理论一定是逻辑自洽且简明扼要对经验进行解释的概念体系，这个理论有能力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表面杂乱关系中找到一般性机制。

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能力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是从复杂的经验中提出问题找到关键变量的能力，是贯通理解经验的能力，是身体本能式的经验质感，是想事的能力。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是一个具有经验质感的人，有从经验中提出问题抓住关键变量能力的人，是一个具有想事能力的人。

经验质感或想事的能力来自于经验训练，即不断深入到经验中，沿着经验本身的逻辑向前延伸，由A到B到C，一直到Z，再来看A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或整体，而是有了与A有关各种方面具体与结构的A，是经过分析所得到的综合，是通过正反达到的合，是包含着复杂性的简单。长期沿着经验本身逻辑向前走（不排斥理论的指导作用却不是唯理论而是用理论），形成对经验本身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习惯于从经验复杂性思考问题，并经过长期经验训练而具有了进行复杂经验思考的本能，这种本能即经验质感。在一般情况下，正是这种经验质感让研究者可以从复杂的经验中产生正确问题意识，抽取关键变量，从而做到“万军之中取敌首”的能力。这种经验质感是超过具体经验的一般化的把握经验的能力。

缺少经验质感，对无比丰富且复杂的经验进行排列组合，是不大可能做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形成经验质感的不二法门就是进行饱和经验训练。无论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史料阅读，还是400天的田野工作，都是饱和经验训练。饱和经验训练的关键是训练，即进行田野调查或阅读史料，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寻找资料，而是训练研究者对经验的把握能力。饱和经验训练的对象是研究者本身，而不是研究者通过阅读史料或田野调查具体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研究者只有带着自己的全部专注投入到丰富复杂的经验中，用心体会，经验才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研究者，使研究者具有经验质感，具备经验研究的敏感性和悟性。

反观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经验和田野调查的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几乎所有田野调查都是出于课题研究的目的，且重点关注搜集资料，田野调查重点下降到服务于课题目的的资料搜集，这样的田野调查当然是不可能训练研究者经验质感的。而且，既然调查主要是搜集资料，研究者就可以通过第三方来搜集资料，就可以委托其他人来搜集资料，就可以设计问卷让人去做问卷搜集资料，田野调查本身就取消了，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的“经验的意外”也就不可能发生，“田野的灵感”也就不可能产生，研究者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进入田野来改造自己的认知图式，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对复杂经验的身体认知。

通过经验训练，形成了经验质感，具备了对经验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认识，经验就成为有具体的抽象，有结构的整体。这样的经验就有了自身的逻辑，有了这个经验质感的研究者也就有了想事的能力。因为经验是一个完整整体，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就不会被外在理论所强制，理论随意切割经验的情况也不会发生。

某种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缺乏的就是经验训练，就是想事的能力。没有经过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要做出创造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进行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既要有想词的能力，又要有想事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想词的能力主要来自于体系化的社会科学经典阅读，想事的能力则来自经验训练。无论是经典阅读还是经验训练，都应当是宽口径的，是非功利性的。这两种训练都不是真正的研究，目的只是训练出具备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格研究者。

理论训练的目的是让研究者掌握社会科学理论、概念、方法，以及理论思维能力。理论训练中最关键的训练是通过研究者体系化阅读经典著作形成理论思考能力，当然也包括通过课堂教材掌握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训练所形成的研究者的知识与能力，就成为了研究者的理论资源，就形成了研究者“想词的能力”。

经验训练的目的是让研究者具备“想事的能力”。

一项好的研究必须是“想词的能力”与“想事的能力”的平衡与相互促进。只具有想词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玄妙，变成不断打理论补丁的繁琐哲学；只具备想事的能力，就会越来越滑向经验主义，无法将经验上升到具备一定抽象层次的普遍规律。

从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上看，理论是服务于对经验的理解的。正是借助理论，我们可以深入到复杂经验中理解经验的本质。同时，对经验的体系化的认识也就成为了理论。这是关于理论与经验的一般性的说法。

更具体一点则是：在具体的关于经验与实践的研究中，研究者要理解经验与实践，就必然要带着理论资源和理论预设，但不是只有一种理论资源和理论预设，而是宽口径准备了各种理论资源与理论预设，在具体研究中相对灵活选取和运用理论资源，这里面十分重要的是用理论而非唯理论，更不是套用某种理论，以理论去筛选、剪切甚至拒绝经验。经验在先，且经验有其自身的结构完整性与生长逻辑，理论应当服务于对经验本身的理解。研究者应当依据理解经验的需要来选择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方法服务于对经验和实践的理解，而不能反过来。同时，一个好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有效启发对经验的理解，照亮经验本身的暗处，有时正是借助理论之光，研究者才能透过现象看到经验的本质，才能化繁为简，以及抓住要害。

运用现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资源来理解经验，在具体经验研究中应用合适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不断提升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总结与提炼新的理论。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过程。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主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自西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理解中国的经验与实践的工具。这个过程的关键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古今中外一切好的理论与方法都可以成为工具。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理论对经验本身的切割，要保持中国经验的主体性、完整性。理论服务于经验，从经验出发选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与实践，形成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解释体系。这个解释体系就是理论，再用这个理论来服务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并受到更大范围的经验与实践的检验。这样一种研究进路就是从经验出发，到形成对经验进行解释的理论，再将这一理论放置在更大的经验与实践中进行检验的循环。这种循环，笔者称之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循环。唯有经历了若干大循环，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建立在中国经验与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这个时候再进行从中国社会科学理论预设出发到经验中寻找检验再回到理论的小循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中国社会结构正快速变迁，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应当重点在于大循环阶段，以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理论是服务于对经验和实践的理解的，所以，理论是工具而不是教条。同时，经验具有优先于理论的地位，只有有了贯通的经验，研究者才能借助理论进行有主体性的思考。经验不贯通，缺乏想事的能力，在运用理论时就必然会望文生义，牵强附会。

借助各种理论与方法资源，从经验中长出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各种理论资源都是服务于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长出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工具。

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具体的。不要将理论神秘化，经验贯通本身就是理论，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深刻理解经验。理论不秘密更不绝对。理论和方法都是工具，没有绝对好的工具，只有合适不合适的工具。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即相当多自以为有所期待的研究，都试图以中国经验来对话西方理论，从中国经验中证实或证伪西方理论。与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对话，多少有点对不上，层次似乎有差异，因此就对话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一些在美国学界并无地位的中国研究专家随便提出一个判断（所谓理论）就可以让中国学者不懈对话四十年。真正是怪事。这种怪事遍布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

实际上，包括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也是西方经典作家对当时当地经验的提炼总结一般化，其中的优秀作品被当作经典著作流传下来，并成为人类共同的学术食粮。我们则通过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来训练社会科学思维能力，获得概念工具，学习研究方法。这些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著作也不是教条，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与中国经验和实践结合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没有对中国经验的深刻理解，只从中国经验中找到支离破碎的现象，就不可能与西方理论形成真正的对话，就会被西方理论随意解释。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理解中国经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工具，而非对话对象。有用则用，无用就不要用，不要生搬硬套去用。西方的中国研究就更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话对象了，他们好的研究对我们有启示，我们就学习；他们的研究水平低，隔靴搔痒，那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意义上讲，与西方理论包括西方中国研究对话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未必就很高大上，就应该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和方向。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规模巨大，有点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的补充倒是可以的。

当前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用古今中外尤其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中国现时代正在发生的伟大实践，理解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通过理解中国经验，就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验的一般性抽象、概括和提炼，也就形成了若干社会科学理论，再将这些理论放置到更广泛的中国经验乃至世界经验中检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这就是前面所讲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经过若干年的大循环，中国社会科学有能力对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解释，中国就可以算是有了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大循环的过程中，当然也同时存在着社会科学的小循环，即在中国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理论概括成为研究对话的起点。不过，在当前中国丰富复杂体量巨大且仍然处在巨变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仍然缺少社会科学深耕的当下时期，社会科学呼啸走向中国经验与实践，通过社会科学大循环来建立起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理论性认识，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也是千载难逢的学术机遇。

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当作资源和工具而不是拐杖。

以中国经验为本位，将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解中国经验的工具，经过若干年努力，我们就可能建立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

经验非常重要，具有贯通的经验才能有想事的能力。在经验中思考，思考经验。依据思考经验的需要来选择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方法是服务于理解经验与实践的，而不能反过来了。

不懂实践和经验的学者，他们会用理论去切割经验和实践，这就是教条主义，这样的研究绝无前途，这样的实践害人害己。只谈理论的学者，不懂得实践和经验中的机制，缺乏想事的能力，就容易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只有真正懂得了实践和经验，才能真正懂得理论。经验贯通才有想事的能力，也才有把握理论的能力。经验没有贯通，理论就是认识障碍。有了理论化的能力，经验提炼出来的就是源源不断的理论，只是抽象层次有高低之别而已。

那么，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呢？显然，关键不在于如何写博士论文，而在于如何具备写一篇好博士论文的训练，这就涉及到如何培养研究生这一大问题了。

当前研究生培养的主导模式是通过教材、课堂学习理论与方法，通过专业文献阅读来积累专业知识，通过寻找专业文献研究中的理论空白点来作为对话对象，再到经验中找对应经验检验理论空白点，形成对话，完成博士论文。问题是，因为主要是通过课堂被动接受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缺少对理论的驾驭能力，更缺少理论思维能力，只能套用理论。阅读专业文献寻找理论空白点也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因为几乎所有专业文献中都会有自圆其说的理论和几乎是无限的文献，在缺少对经验把握能力的情况下，汗牛充栋的专业文献看起来已经填满了所有可能的理论空白，因此，经年累月的专业文献阅读在头脑中仅仅留下杂乱无章、堆放无序的知识。在既缺少理论驾驭能力，又缺少理论思维能力，还缺少对专业知识有效梳理的情况下，生硬找到一个对话点再去寻找对应经验，这样的研究怎么可能成为好的研究？怎么可能不会造成理论观点与经验调查的两张皮呢？

第一个是广泛大量的体系化的学科经典阅读。阅读的目的有三：训练理论思维能力，获得概念工具，学习研究方法。其中训练理论思维能力是关键。

第二个是具有贯通经验的能力，真正从经验中提出问题找到灵感。贯通的经验可以为专业研究提供厚重的源源不断的想象力，想事的能力，与理论进行对话的能力。

也只有有了贯通的经验，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意识，再读专业文献，专业文献的研究才能在这些问题意识的晶核基础上结晶，也才可能真正写出一篇创新性的博士论文来。

写出这样一篇好的博士论文的进路，也是做出优秀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路。

排版：郭江斌

审核：傅   强